当前位置:首页 > 党史博览 > 回忆录 > - 详情

邙山提灌站建设纪实(上)

2011-12-21 15:03 来源: 郑州党史网 人气:

 

  邙山提灌站建设纪实(上)

原述/于明

   

    1970年4月上旬,郑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兼郊区革委会主任杜德新同志找我谈话说为满足郑州市生产生活用水需要,市委已决定在邙山修建大型提灌站,要我抓紧完成正在建设的东干渠工程后立即前去邙山,组建工程指挥部负责组织施工。

准备

1970年4月下旬,东干渠建成通水后,由于邙山提灌站工程急需上马,未曾休整,我就和郊区革委会副主任赵俊生同志一起,直接赶到了邙山提灌站选址所在的古荥公社黄河桥大队。古荥公社书记李春友同志立即带着公社的几位干部和我会合。并让古荥公社正在修建的小型提灌站工程停止施工,将所属人员全部交付邙山提灌站工程指挥部使用,同时决定由工程所在地黄河桥大队抽调干部长驻工程指挥部,负责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人员的住房、工程临时占地以及其他需要当地解决的问题。

那时,工程建设求快求急,上级强调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因此,工程就要上马了,一切还要从头开始。当时摆在眼前的主要问题是:一、需要很快地拿出规划、设计,做出概算,定下投资额;二、需要调进大批干部,建立起相应的领导班子和管理机构;三、需要筹集大量的建设材料和解决材料的运输工作。

很快,曾和我一起修建过东干渠工程的李培林同志带着周建青、孔祥昌、张伯昌等数位省水校老师和水电组的朱成本、张新才、宋秀芝、安素平、钟玉川等同志来到了邙山。培林同志担任了工程组组长和指挥部党支部委员,他带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立即展开了勘察测量工作。为了所测数据准确无误和选线正确,从黄河岸边到西流湖将近50华里的路程,他们南北反复测量了五、六次。特别是邙山一段,地形复杂,他们背着沉重的仪器、标尺、标杆和水壶、干粮,翻山越岭,下沟攀崖,仔细测量。由于地形限制,三脚架往往要支在陡坡或崖沿上,测量的人有时要扭曲着身子,有时要一只脚踏在悬崖上,一只脚踏在峭壁的树枝上俯镜察测。稍有不慎,人和仪器就会滚下沟底。摔伤了,忍着疼痛,第二天背上仪器继续进山作业。同志们说:“山羊没有走过的路,他们都走了”。白天奔波勘察测量,夜间整理数据资料。不到一个月,同志们的脸黑了,人瘦了,腰扭了。但是,人人脸上都浮现出得意而幸福的微笑,因为他们已经占有了全部工程设计所必需的数据和资料。

根据工地急需,上级陆陆续续为工程指挥部抽调来一些正在农村“劳动锻炼”的干部。这些被闲置、压抑了几年的人,突然有了用武之地,个个精神焕发,摩拳擦掌,决心要干出个样子。由于人们来的先后不一,往往是职务不高却先到工地的同志,当了某项工作的负责人,而后来的工作能力较强或职位原来较高的领导干部却当了助手。对于这些,同志们从不计较,都把参加邙山提灌站的建设,作为自己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力求做出较大的贡献。

原郊区机井队队长赵子英同志,在材料后勤组负责交通运输工作。他日出进山,日落而归,反复勘察,做出规划,又带领民工按照未来施工的地点,在陡坡沟壑之间,开辟出十几条弯弯曲曲可以通往各个施工面的盘山通道。沟赵公社武装部长杨春林同志调来工地后,担任了指挥部政工组组长、支部委员。李欣岭同志在政工组主办了工地小报《邙山宏图》,王廷秀同志负责组织摄影、文化、娱乐等宣传活动。为了便于指挥工作,指挥部动员郊区电信局支援了一部电话总机和部分单机以及一部分木杆、电料,郊区广播站支援了一部分广播器材,由杨春林同志负责组织安装总机架设线路,把电话架通到指挥所、各组以及重要的施工地点,每一条线路都要跨沟翻山。当把一根根电杆都栽到一定的位置上的时候,同志们的双肩都磨破流血了。架设施工用电的线路时,十几个小伙子拉一根水泥电杆下沟爬山,他们手拉肩扛,弓着身子,喊着号子,使尽全身的力气,半天的时间才能把一条电杆栽好。

黄河桥大队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大队,农民多居住在散乱土沟坡上的窑洞里,数千名民工和指挥部的用房成了大问题。指挥部用房大部分是搭起来的临时工棚,这些工棚有车库、修理间、各种材料仓库、伙房、食堂等。同时在渠首工程附近又搭建了一片仓库工棚,这在当时算是高级房子了。至于指挥部的干部和民工则多数住在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有的民工就地挖土堆墙搭成窝棚。

最大的问题是工程费用问题。当时按初步估算,仅材料、设备、施工技术等几项费用,就需要四、五百万元。当我向杜德新同志汇报之后,杜德新同志交代,上报概算不要超过100万元,大了不好讨论。另外嘱咐我不要直接找王辉司令员要钱。投资缺口太大,工程无法进行,我与培林、成本等同志一起研究,大家都很为难。为此我又跑回市里,好不容易在电话里才找到了杜德新同志,正在开常委会的他在电话上交代,不要到市里去要钱。他说:“你是—位老同志了,心里明白就行了,概算还是不要超100万元,以后不够了再说”。李培林同志是一位直言不讳、忠于事业的好同志,他坚持要再给领导说清楚。于是他和朱成本同志一起找到了杜德新同志,又阐明了工程概算的依据,结果不欢而归。这是一项既要严格节约、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只能干着说着的工程。我们又分别到黄委会、河务局、水利厅去请求支援,黄委会系统答应给我们100万元,在当时来说这是—项不小的数字。到6月中旬,市里才暂时拨款100万元作为开工的经费。

为了减少经费的开支,郊委派张甲寅同志到当时的侯寨公社建立了一个采石场,负责采石专供邙山工地使用。至于运输则由各公社、大队派人派车把石料运到工地。很明显,这与工地急切的需要相差太远了。特别是依靠人力、畜力长途跋涉近百里,这种“大打人民战争”的作法,不能不使人想起大办钢铁的教训。为了落实是否能够解决施工所需的石料问题,我从黄河岸边到吕胡同石料场走了一趟,沿途所见,到处都有丢失的石料。人吃马喂,入夜住宿,沿途喝水、吃饭、休息的场所都无法安排。遇到雨天,人畜无处躲身,显然这是难以坚持下去的。那时时兴一平二调,讲究全民战争,市里一些大一点的工厂也都被分配了运输部分沙、石料的任务。之后,市郊委便停办了石料场,改为向各公社、大队分配运输石料任务的方法,并接受了我的建议,石料场的干部调到工程指挥部工作。张甲寅同志原系省农业机械化学校的校长。我们早就熟悉,调到工地后担任了材料组组长、支部委员,张新民同志担任了驻郑联络组组长。6月下旬,两个公社的3000名民工便进入了各自的工程地段。民工是以民兵建制编制的,公社为战斗营,设指挥所。古荥公社副书记李双成、崔古荣和孟庆让三位同志先后担任了古荥战斗营营长,沟赵公社副主任张业治任沟赵战斗营营长。民工以大队为单位编战斗排,设排长。


开工之后

    一切准备就绪。

1970年的7月1日,在工地召开了誓师大会,工程便仓促上马了。

在邙山提灌站的兴建过程中,全体工程技术人员表现出了超人的坚强意志和艰苦创业、忘我奋斗的精神。

邙山提灌站的全部工程,有大、小建筑物138座。工程一上马便在30多处同时施工,昼夜三班,连续作业。工程组既要看到前班,又要顾到后班,而且都是既有室外作业,又有室内作业。由于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这种施工程序随意性很强,极不科学,所以施工一开始,工程技术人员就进入高度的紧张状态。在工程建设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几个月不洗一次澡,十数天不换洗一次衣服,天天与民工在一起,安素平同志和丈夫刘志文同志,都是工程组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两个幼小的女儿硬是被撇在家里独立生活了两年多。

提灌站工程穿山隧洞、大型渡槽、高扬程大型提水站等等工程,都是当时郑州市农田水利建设中所没有遇到过的。施工队伍又是没有技术的农民。施工又是土法上马,以人力代替机械,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需要依靠工程技术人员一方面精心细致地具体指导,另一方面加快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基本技术要领,具体操作的各工种骨干力量。宋秀芝是一位女同志,她和工程组的其他男同志一样,不管是雨天还是雪地,不分昼夜地往返于施工面之间,饿了就在施工现场随着民工吃一点,累了就在工地一角的草地上蜷曲着睡一会儿。夏季炎热,渴急了就喝几口施工和泥用的水。大家边学边干,硬是培养出了一支农民施工队伍,为完成艰巨而复杂的提灌站工程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工程组长李培林同志,是一位能吃大苦、耐大劳、认真负责、事业心很强的工程师,他全面负责主持工程设计和施工的技术工作。整个渠道和每一处大、小建筑物,没有一处不留下他的脚印的。他率领着工程技术人员,哪里有危险就到哪里去排除险情;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解决技术上的难关。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遇到塌方事故,常常是因为他们身先士卒,站在最危险的前沿,才使群众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闯过险工地段的。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水是无孔不入的,水利建筑首先要能承受住水的压力。因此,必须根据水的特性注意施工质量。李培林同志特别严谨,他和工程组的同志们,一方面发动群众自觉地掌握操作要领,切实按照质量标准操作,一方面严格检查把关,遇有质量不合格的地方,立即扒掉重做,绝不含糊。在施工开始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与李培林同志虽不共枕但却同席。每当忙碌到深夜,我们就一同躺在地铺上,常常在入睡前,还要再议论一会儿工作,这几乎成了习惯。这样做,虽然极大地帮助了我的工作,但是遗憾的正是因为我对培林的身体健康照顾不够,使他过度地劳累,又长期睡在地上,以至于造成了他腰痛的疾病。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邙山南北数十华里的区域内地质复杂,甚至还有沙层。地下作业的隧洞工程,每掘进一尺都有冒顶和脱帮的危险。为修筑施工洞口需刷削10多米高的陡坡,开挖泵房、前池、闸门10多米深的基础,这些随时都有塌方滑坡的可能。两座大跨度渡槽,高空作业,设备简陋,脚手架材料低劣,稍有疏忽大意,就会发生人身伤亡事故。面对邙山上修建邙山地下军事工程时,塌方牺牲的解放军烈士的11座坟墓,我们不能不思虑重重。张广玉和张新才同志谈心时,也都想到过施工过程中死人的事是难免发生的。张广玉同志说:“我已做好了准备,就是死了也要把工程干下去”。

当时,对于工程中会出现的死亡事故,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施工接近4个月时,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1970年9月11日上午7时半,当张广玉同志和水校的孔祥昌老师下到1号竖井里解决施工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时,卷扬机突然失灵,两人不幸被摔在井下,张广玉同志当即身亡,孔祥昌同志腰椎骨折造成终生残废。

当时我正在食堂里边吃饭边与同志们研究工作,—位民工满身血污、慌慌忙忙地跑来向我报告情况:“张广玉同志和孔老师摔到井下生死不明!”我扔下饭碗急忙向身边的同志说:“快通知方医生和工程组的同志到1号竖井来。”接着我就跑到事发现场,随之李培林和方医生以及指挥部各组的同志们也都闻讯赶来。我说:“用绳子拴着筐先把方医生送下去抢救人。”接着我和李培林同志也下去了。张广玉同志摔到40米深的井下因颅底出血当即身亡了,孔祥昌同志昏迷不醒,受伤情况不明,打了强心针后,立即拉到井上用汽车送往骨科医院,紧接着把张广玉同志拉了上来。当把张广玉同志的尸体安放在草地上的时候,在场的同志们全都沉默了,一些同志当场就呜呜地哭了出来。我强忍着悲痛,用电话报告了市委和王辉司令员。王辉司令员和市委立即指示骨科医院要对孔祥昌老师进行全力抢救(后又用飞机送往上海治疗)。安排了老师的抢救事宜之后,就处理张广玉同志的后事,并通知全线暂停施工,仔细地检查各自的安全工作。

张广玉同志的牺牲使整个工地沉浸在悲痛之中。各战斗排纷纷要求为张广玉同志召开追悼大会,指挥部各组、各战斗营、排,都自己动手做了花圈,要求派出代表为张广玉同志送葬。指挥部按照大家的意见,在追悼大会后,组织了各战斗排的代表、连同指挥部的部分人员共100余人,随灵车到了张广玉同志的家乡。大家在张广玉同志的坟上每人添了一锨土后,才怀着沉重的心情,于当夜乘车返回了工地。整个工地上3000多人,人人表示要继承张广玉同志的遗志,为建成邙山提灌站战斗到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的是边设计边施工的方法。工程开始不久,便出现了设计跟不上施工要求的问题。经多次要求,上级才把刘友仁同志调到工地。他熟悉郑州市的地理、水文和水利建设的历史情况,是一位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富有经验的工程师。1966年他随王均智同志参观了红旗渠回来后,对邙山提灌站的建设便议论过多次。1969年,在他的主持下和宾宏德同志曾经一起设计了尖岗水库工程并一起负责了水库施工的技术工作。宾宏德同志年青敏锐,富有朝气,在工程设计方面的思路宽广。他们和李培林同志以及其他几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我内心十分尊敬的。刘友仁同志到工地以后,便与宾宏德、刘志文、刘序智、张新才等同志,一起设计了渠首泵站和渠首的各项主体工程,这就是当时工地上流传的“三刘一宾”工程。朱成本和张辉亭等同志则专职负责机电配套的设计安装工作。他们在设计每一处建筑物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工程的总体要求,又要考虑到当时的物质、经济条件以及施工水平和地质、地形情况。因此,经常是在一项建筑工程具体设计之前,就准备了三、四个设计方案,然后大家一起分析对比,讨论选择。常常为争论一个问题而彻夜不眠,又常常为解决一个问题,从现场跑到室内、从室内跑到现场,反复论证比较优劣,最后才决定采取哪种方案。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在设计上一条线的谬误就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力、物力的浪费,一个数字的差错,可能会导致工程的重大损失,科学严谨的态度是丝毫也含糊不得的。正是因此,在两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没有一处建筑物因设计有误而造成不良后果。工程组的钟玉川同志像一架计算机,从不知疲倦。测量计算、整理资料、描图晒图、刻制蜡版等,效率既高且又准确。安素平同志工作细心,对于全部工程的分项工程预算以及三、四十个工作面的任务、用工量、材料数量、施工进度、材料消耗等等,精心计算,按时完成,旬旬都有统计分析的报告。这对于指挥部的领导、各组的工作以及对各指挥所的工作领导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工程组还有两位副组长,一位是周可训同志,负责渠道工程的施工,一位是杨克祥同志,负责渠首工程的施工和安装以及管理工人的培训等工作,为未来提灌站正式运转之后的管理工作预作准备。工程组的工作人员有合作,有分工,形成了一个忙而不乱、紧张有序、高效率运转的集体,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整个工地的人们生活、工作虽然艰苦,遇到困难有时也会满怀愁绪,发生了事故也会沉痛万分。但是,他们也着欢乐的时刻,这就是每当工程有了突破性进展的时候。1号洞施工进展比较快,快要打通时,安素平同志兴奋地跑来找我说:“1号洞两边都能听到对方的挖土声了”。下午,她又找我说:“能听到说话的声音了”。夜间11时,安素平同志在指挥部跑着笑着大声喊着:“1号洞打通了,打通了。刚打开一个能爬过人的小口,一个民工就高兴的从那边钻到这边了”。我问:“测量方向准确么?差位多少?”她为测量的准确而自豪,回答说:“高程准确无误,横向差位不到半米,砌墙时稍一取直,完全没有问题”。消息传出,指挥部的人们都笑了。一群一群的人们跑到1号洞,都要争先看看工地上首次打通的洞口。整个工程建设中像这样的事层出不穷,哪怕是有一小点点突破性的成果,大家都会感到无限的欢乐和幸福,因为这是我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啊!

人民战争威力无穷

邙山提灌站的全部工程,基本上是分三期上马的。第一期是从渠首至枯河一段,包括全部渠道工程、隧洞工程、大、小刘沟沉沙池和枯河以北的盘山渠道。当第一期工程施工基本上转入轨道之后,1971年春天,第二期工程也开工了。这一部分工程包括跨越枯河、索须河的两架大跨度渡槽、古荥倒虹、水轮泵站、古荥南、北沉沙池以及索须河以北渠道上的闸、坝、桥、函等建筑物。负责兴建索须河渡槽的是须水战斗营,营长是李树林同志,负责施工技术的是刘志文同志。负责枯河渡槽的是老鸦陈战斗营,营长是张树林同志,施工技术负责人是刘序智同志。负责古荥河倒虹施工的是十八里河战斗营,营长是王老张同志。这一段沿渠道的建筑物皆由古荥战斗营调集力量负责施工。这时,工地南北战线已达20多里,施工人数达到5000余人。在上述两期工程基本做完的情况下,又开始了第三期工程。到1972年的春天,由郊委组织各公社出动了4万名民工突击了20天,分段完成了石佛沉沙池和由枯河至西流湖渠道的全部土方工程。与此同时,指挥部组织了古荥、沟赵两个战斗营,一方面处理建筑物的尾工,一方面修建石佛沉沙池的桥涵和铁路桥以及沿渠的大小建筑物。1972年五月整个工程基本完成,开始试通水。通水成功后,于1973年继续处理各项尾工,整理现场,设置管理机构,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建立正常的生产运转秩序。1974年送水才算全部正常了。

各期民工进入工地后首先安排3至5天的学习。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外,主要是进行工程交底、明确工程的规格、质量要求、施工要领以及施工中各项规章制度等,以建立正常的施工秩序。广大群众都为兴建10个流量的提灌站、引黄入郑这一壮举所振奋。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时国家经济是困难的,人人表示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许多战斗排表示:“只要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就决不让指挥部为难”。铁锨、镢头、架子车、炊具都是群众自带的。井下作业所需的卷扬机,也是由各排自己找关系借来的。至于吃粮问题,每人每天自带粮食1斤,大队从储备粮当中补助1斤。一个人每天二斤粮食。不到半年,有的大队储备粮就快吃空了。对此,我在前方和后方进行了一番调查,在工地上把调查材料向王均智同志作了汇报。他有数十年地方工作的经验,是深知农村情况的,立即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水利粮中按工程量计算工日,解决了补助粮的问题,同时每个工日再加3角5分钱作为生活补贴。

施工材料紧缺,有些战斗排为了不误施工,常常跑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拦截指挥部的运料汽车,强行卸车拉回自己的工地。排与排之间,时常为此发生争吵。有段时间,由于某些原因石子产地停止了采石生产,石子更加缺乏,凡属混凝土工程,都将停工待料。在这样的情况下惠济桥和欢河两个战斗排自报奋勇,远征到太行山脚下的淇县塔岗村,自己动手开采石子。指挥部在黄河桥车站的站台上授予两个排为“邙山尖刀排”的光荣称号,然后,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又和工作人员一起,送他们上了火车。这两个战斗排到了石子产地,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进村后就向当地群众宣传他们是为兴建提灌站而来的,不是搞副业赚钱的。他们为房东扫地、担水、喂猪、干零活,下雨天还为群众抢修房顶。当地群众见他们一片赤诚,便积极主动地帮他们采石技术,指点他们如何分级筛选,特别是帮助他们选择省工易挖的地点。他们的行动也感动了当地火车站的职工,车站职工帮助跑批车皮计划,并安排石料优先上站。3个月的时间,他们采集并运回了5列车石子,解决了当时施工的燃眉之急,也节约了国家投资。将近100人3个月的劳动按当时石子的价格计算,为国家创造了近5万元的价值。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更加激励了施工人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意志。

那时候,政工组的同志们工作抓得很紧,工地上雷打不散的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愚公移山》等文章。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等等,民工们都能背诵如流,并且也成为自己思想上的座右铭,激励着广大群众改造大自然的斗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确实深入人心。“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古荥儿女多奇志,敢教邙山换新天”等豪言壮语,画满了各个工地周围的峭壁。古荥战斗营的黄河桥、南王村、古荥等几个战斗排,就是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口号下,全部用人工挖了数10万方土,劈掉了半个山头。从而使渠首工程区域的面貌全部改变——原来从黄河桥头到现在的泵站闸门前,是一片河水浸润的沼泽地,来去一趟要踩一脚泥两腿水。现在的泵站站址、管理处的平地、管理处西侧的土坝以及坝西的花园苗圃,原来是一处狭长的坑坑洼洼的谷底。现在泵站东侧的榴园,原来是一座荒山。再往东的山坡上,是几座解放军烈士的坟墓。置身其间,呈现在眼前的是黄土、衰草和枯枝,萧萧瑟瑟,满目贫瘠荒凉。现在泵站后池的平台,是劈掉半个山头造成的,平台以下的梯田是人工筑成的。迎涛、送波处的河边平台、东侧的一片平地、从黄河桥头到泵站抬高的1公里路基以及现在管理处的平地,就是用劈掉半个山头的土和挖泵房、前池、闸门基础的土,一车一车垫成的。东侧山坡的榴园,是原来古荥战斗营为设置指挥所开辟的平台和挖筑的窑洞。现在站在泵房前的桥上,环顾四周,美丽壮观。但是,你可曾知道这是用了多少创业者的汗水才改造成现在的面貌的?

在高山陡坡上做工程,必须具有忍受各种磨难、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克服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施工任务。在山上施工,每一块石头、一块砖、一袋水泥、一桶水,都要用架子车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拉到施工现场。有的料场距施工的地点远达5华里。有的坡陡路滑,要几个人推、拉才能把一车用料或一车水拉到山上去。遇到雨、雪天,一步一滑就更加困难了。泵站后池及1号洞的施工用料和用水,就是人们弓着身子、几乎嘴啃着地的拉上垂直33米高、30度的陡坡才送上工地的。二级泵站的扬程为53米,两级泵站加在一起共为86米,运料、运水非常困难。架子车拉不上去,用料用水,全是人背肩扛送上去的。

邙山英模:师家河战斗排

在艰苦的施工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的战斗集体。许多战斗排被授予光荣集体称号。凡属于被授予光荣集体称号的战斗排,指挥部都向其家乡的公社、大队报喜。各大队就更加踊跃地支持他们自己派往工地的施工队伍,前方后方万众一心,始终保持着高涨的建站热情。古荥的师家河战斗排,就是被授予“邙山英雄排”光荣称号中的一个。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不但在工地上人人知道,就是在附近的各个村庄也广为传颂。

在邙山提灌站的施工中,最危险的是隧洞施工,而师家河战斗排的任务,又是全部隧洞工程中土质最坏、险工最多的地段。他们以无私无畏、顽强拼搏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没有牺牲一兵一卒,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段最为艰巨的任务。他们的特点是多动脑筋,不断地分析研究,并从中找出规律和经验来。如什么样的土层最易脱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易冒顶、什么样的土质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怎样支撑最有效、打支撑时怎样才会打的快、打的牢、支点准确等等。按照工地施工的规定,每掘进1米,必须支撑1米,接着砌圈1米,对砌墙、支撑、圈顶等工作,总结出了一套程序。师家河战斗排每当掘进之前,必先仔细地观察探测、分析清楚情况并做好各种支撑的准备后才开始掘进。他们的组织也比较严密,掘进、支撑时设有专职安全观察员,目不转睛地盯着土层的动静。如有冒顶、脱帮的先兆,就立即发出“撤”的口令,人们便迅速地躲到安全地带,再观察、再研究,重整旗鼓继续掘进。另外还设有数名专打支撑的人员守候着,如有险情便立即冲上去,打桩的打桩,打支撑的打支撑,迅速地控制局势,排除险情。每当挖土结束,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抢打支撑,保证安全地砌圈洞体。有一次,正在挖土掘进时,突然洞顶大块土方裂开口子将要塌落下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金松同志大吼一声:“你们闪开!”抱着根柱子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柱子把将要塌落的大块土方顶住了。但是,木柱继续倾斜。他一边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肩膀顶着柱子,不让其继续倾斜.—边指挥现场人员继续增加支撑,从而避免了一场大塌方事故的发生。

有一次牛庄战斗排发生了重大的冒顶事故,被埋在土里的两位同志经过抢救扒了出来,幸免伤亡,但是冒顶处形成了一个10米高、顶面积较大的空洞,向上看去黑洞洞的,使人不寒而栗。牛庄战斗排当时经验少,对此束手无策,致使工程难以继续进行。师家河战斗排停下自己的工程,观察分析了牛庄战斗排地段冒顶处的情况。根据特点制作了大型支撑,并帮助砌圈了这一段险工,又指导牛庄战斗排做好了回填土。直到平安无事了,他们才回自己的工地。

1971年的夏天,市内一部分工厂的工人同志到邙山参加劳动。省纺机的两位工人同志,中午在一个窑洞里休息的时候,突然山体滑坡,两位同志被埋在土里了。当我闻讯赶到现场时,发现大片的人群惊恐地围在那里挖土救人。但是滑掉的山坡已成为碎块,挖着、滑着、塌着,根本无济于事。我立即让身边的同志通知师家河战斗排带材料、工具跑步上来!不到一刻钟,师家河战斗排的人上来了。为避免埋在洞里的同志缺氧窒息,他们立即打进一根通气的钢管。几位民工同志锯支撑的锯支撑,打桩板的打桩板,首先防止土方继续下滑,接着又做成了1米长的人字形支撑对着原来窑洞的方向。掘进人员伏在地上,用短把锨扒土掘进,挖一寸支撑一寸,边挖土,边支撑,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通道。他们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数名民工同志轮流交替着快速支撑挖土掘进,直挖到受难者的身旁。当第一位同志被救出来时,已经被砸的昏迷不醒了。第二位同志刚拖出洞口,就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场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心放了下来。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施工中,工地需要大批的石工、砌砖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支壳子板工、电工、电焊工以及测量工、钻井工、打桩工、架子工、安装工、吊装工等等,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需要从零开始学起的。他们努力钻研,积极学习,在枯河、索须河两架大型渡槽的施工中,从钻井、下管柱、搭起30米高的脚手架,到学识图纸、做钢筋、支壳子板、在空中浇铸混凝土的排架和槽体等,都是他们精心钻研、边学边干做起来的。渡槽建起来了,不但质量好,而且工艺灵巧精美。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农民,在施工设备极为简陋、安全设备仅有随身保险带的情况下,建成两座现代化的水利建筑工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两位家乡在古荥、工作在武汉的建筑师夫妇回家探亲时对这两项工程赞叹不已。他们说:“很难想象这是一支农民队伍做的工程,这样的工程只有城市的专业建筑队伍、有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才能做到的,我们的家乡真了不起!”

    薄壳渡槽的槽体是在钢筋骨架的结构上铺衬上两层1厘米方孔22丝的钢丝网、再附上水泥砂浆做成的。因此,需要大量的钢丝网。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河南境内的铁编厂都没有生产这种型号的钢丝网。正当指挥部一筹莫展之际,须水战斗营却自己设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用木材仿照旧织布机做了一架大型的织网机,组织了一批青年女民工,以手工织布的方法编织起来了,规格质量完全符合要求。老鸦陈战斗营也相继编织了自己施工需要的钢丝网。两架大型渡槽所需要的将近1万平方米的钢丝网,就是群众用双手一尺一尺编织而成的。

有一次,我到须水战斗营的工地,发现那里正因为短缺100多根脚手架木杆难以周转而影响继续施工,而指挥部材料组所购置的木杆10天后才能到货。眼看将要因此被迫停工。当指挥所的同志正在为此犯愁时,营长李树林站起来说:“老于同志,我120个人放假两天好不好?”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每人回队各背1根木杆回来,指挥部的木杆运来了以后再送还回去”。我说:“好!有借有还”。第三天,当我再去索须河渡槽工地的时候,30米高的脚手架又向前伸展了20米。民工们有的在架子上扎钢筋,有的在支壳子板,有的在上面浇灌水泥,有的在传递泥斗,架上架下一片繁忙。人们都在兴奋的算计着任务和工程的进度,满怀信心的要夺取“模范战斗营”的光荣称号。

工地上严酷的现实锻炼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现在郊区的许多建筑队里的骨干,就是当年在邙山施工过的同志。在工地上许多优秀的同志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锻炼,成了现在管理处的管理人员。现在泵房的机电管理人员、维修车间的技术骨干、挖泥船的队长及船工、渠道各段的段长、甚至现在汽车队的老司机,都是当年在民工中培养出来的。他们有的被送往工厂培训,有的被送往大学学习,回来后有的做了负责工作,如李合群、邵小毛、孟宝生、王进中等。这些同志和原来曾在邙山施工后留下来的干部同志都是熟悉邙山提灌站的建站过程的,他们定会继续发扬邙山提灌站的建站精神,随着时代的步伐,创出更加光辉的业绩。

                                                                                                  (未完待续)

相关新闻

主办单位: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办公电话:0371-67178295
邮箱:zzdsb3@163.com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53号 备案编号:豫ICP备13020910号-1
网站服务:八都科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