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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省会郑州的改革与发展

2011-12-29 15:21 来源: 郑州党史网 人气:

 

李宝光

    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我在郑州市委工作,当时全党正在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处于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经历了拨乱返正,落实政策,开创安定团结新局面,国民经济调整与改革,以及加强城市建设等重大事件,至今还有深刻印象。值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就郑州市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关情况回忆如下。
    (一)省委第一书记的嘱托,励精图治
    我从1937年参加抗日革命,就一直做妇女工作,1979年来河南之前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党内职务是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我还是全国政协五届常委。1978年10月中央决定段君毅、刘杰到河南省委工作,为了照顾刘杰同志和我的家庭生活,组织拟调我到河南工作,当时全国妇联正主席、党组正书记康克清大姐和另一位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罗琼同志从工作需要着想,不愿让我走,还是胡耀邦同志出面“讲情”,他说,刘杰同志六十多岁了,不要再让人家夫妇分居嘛,康大姐和罗琼同志一起找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老大姐商量。过了一年之后,1979年11月中央组织部下调令,12月初,我到河南,我离京之前,李先念同志让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你从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换成省委副书记,职位没有提升,但做党委工作和在全国妇联任务不同,责任可是加重了”。我十分感谢先念同志的关怀和指教,表示一定要虚心学习,努力做好工作。
    我到河南报到后,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找我谈话,我说我长期做妇女工作,在全国妇联经常到基层做调查研究,每年下乡三、四个月,搞了两期“四清”,连续两年住在农村。现在到省委,就让我管工青妇群众团体的工作,同时多到下边做调查研究吧。段书记说,你任省委副书记,是中央调令就通知了的,关于具体分工,省委讨论决定让你兼郑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我听后当时一楞,因为我原来满心想的是多做调查研究,汇集、整理一些有实际内容的资料,写一些文章,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顺手,也是我的爱好,完全没有想到要主持一个市的工作。我向段书记说恐怕我不能胜任。段书记说,我们认为你能胜任这个工作,并已报中央批准了。这时我觉得只能服从决定了,我向段书记请示有什么指教和嘱咐的。他说没有别的,只有一句话:“励精图治”。我知道这四个字的出处和含意,感到虽然只是四个字,但份量很重,是要求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千方百计,干好事业。
    组织的信任,对自己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我想到中央的任命和先念同志的关心,带着段书记的嘱托,12月8日到了郑州市委。
    说起来,我和郑州可真有缘份。1948年10月我奉命离开晋察冀边区妇联会主任的工作,从华北调到河南,第一站就是向驻在郑州的中共中原局组织部报到。1949年2月中共中原局又派我在郑州召开并主持中原解放区妇女代表会。当时中原局领导人之一刘子久同志在此次妇女代表会上讲话,主题是中原妇女组织起来,着重讲新解放区妇女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在这次代表会上选举我任中原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推选我任中原妇女代表团团长,带领二十余人组成的中原妇女代表团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为此,我在郑州住了七、八天。
    1949年四月以后,我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委书记,省妇联主任,又任省人民政府委员。为开展妇女工作,我又到过郑州。
那时郑州解放不久,市区面积仅5平方米多一点,人口十多万,虽处于平汉、陇海两条铁路交会点,但经济并不繁荣,只有五个小工厂,工人400多人,年产值大约300多万元,大同路、德化街有一些商店。
    1979年的郑州发生了很大变化,郑州已成为河南省的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区面积达89.2平方公里。城区人口89.8万。城市道路近200条,总长达272公里,它已成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全市共有纺织、轻工、冶金、煤炭、砂轮、电缆、机械、电力、电子、建材等工业企业1703个,其中国有企业405个,集体企业1298个,全市工业企业职工共有33.3万人。有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36家,小型国有商业32家。交通四通八达,宽阔的林荫大道和优雅的城市公园,使郑州有“绿城”之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搞建设,推进安定团结,使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到处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一切表明郑州发展的基础很好,有利条件很多。这使我对工作充满了信心。我填词“浣溪沙”描述郑州街头小景:
   
芳草萋萋雨后新,梧桐密密绿荫深,清风款款不扬尘。

   街巷行人欣路遇,欢颜笑语道新闻,竞夸决议顺人心。
    既表达我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衷心拥护,也反映了我和同志们共同建设郑州的愉快心情。同时,初到郑州,我也感到了工作任务的艰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左”的影响很深,需拨乱反正的遗留问题很多,全市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尚未完全落实。特别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还很艰难繁重,改革刚刚起步,我又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在郑州能不能“励精图治”,有效地打开工作新局面,这对我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必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能稍有疏忽、懈怠。
    (二)集中方方面面的智慧,制定方针
    1979年12月,我到郑州市委工作时,全市的“揭、批、查”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市委的中心工作是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全市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打好工作重点转移后四化建设的第一个战役。
    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做好郑州市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是我们党在经济领域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方针,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决策,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郑州市是省会城市,财政收入占全省六分之一。郑州能否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在全省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了解并把握全局情况,“胸无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1979年12月17日召开的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我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全面规划,明瞭全局情况,确定主攻方向,既有奋斗目标,又有具体步骤和措施。为了制定全面的调整方案,市委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市委成立了经济调整领导小组,组织了一个专门搞经济调整的班子。在各条战线、各个局、各个单位提出自己规划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经济调整领导小组拿出了工业调整规划初稿。
    二是反复讨论,修改完善。1980年1月10日到2月3日,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讨论部署全省80年代开局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把市里参加会议的同志分为轻纺、农业、国营大厂、市直属部门、市内各区五个小组,把学习领会中央、省委的精神同我市的实际结合起来,边听报告,边讨论调整规划,发动大家对我市工业调整规划草稿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和落实措施。对于讨论中提出需要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和协调的问题,就当即起草报告,呈送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省委、省政府安排省财办主任王秉璋同志召开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议,共同研究,协调解决。
    三是学习考察,取长补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制定郑州的发展规划,我们重视学习全国先进地市的经验。1980年4月底,我和市长徐学龙带队专程赴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常州、扬州等五个兄弟城市,学习他们发展工业和贯彻“八字方针”的经验。先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参观了上海8个工厂、2个展览会,江苏5个市24个工厂和3个展销会。在上海,除了参观轻纺、电子工业一些先进单位外,还专门听取了上海市工业管理局在经济调整中试办合营、联营的情况介绍。
    这次参观学习 ,受益匪浅。收获很大。第一、学到了经验。我们把他们的经验概括为六条:1.在调整中分析形势,扬长补短,发挥优势,制定规划;2.改革管理体制,实行城市直管企业,调动地方自己的积极性。3.坚持以发展轻纺工业为重点,两条腿走路,大中小并举,全民与集体并举;4.狠抓品牌,思想明确,措施具体;5.重视企业挖潜、改造,大抓改革,提高企业效益;6.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把经济搞活。如苏州市市场调节率占33%,常州占34%,扬州占32.2%,大体上均在1/3左右;7.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全民带集体、专业化协作,搞联合化大生产。第二、找到了差距,与人家相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从产值来讲,上海市手工业局全年总产值超过我市工业总产值一倍以上,劳动生产率更是遥遥领先。江苏的五个市,除南京外,人口、面积都比我们市小一些,而几个市的工业发展速度都比较好,平均年递增率一般在13%以上。就电能消耗而言,郑州每年工业用电是无锡市的2.8倍,而产值却比无锡少十几个亿。在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的差距就更大了,有许多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人家都办了。我们之所以差距很大,差就差在我们的思想不够解放。第三、明确了方向,有差距不怕,怕就怕故步自封,认识不到差距,一旦认识到了差距,差距就可以变为潜力,成为动力,转换成巨大的能量。通过学习,我们决心从实际出发,发挥我们的优势,扬长避短,迎头而上。这次学习为我们修改完善全市的国民经济调整方案、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四是集思广益,绘制蓝图。1980年5月,党中央对北京市的建设提出四条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门文章。此后,沈阳、济南等省会城市立即进行学习贯彻。我们也进行了学习讨论,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初步意见。6月12日,省委常委会议专题讨论郑州市的建设问题。我和徐学龙、岳朝杰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我代表市委进行了汇报,提出了郑州市的发展设想和建设方针。即:一个基地、两个发挥、三个中心、四项要求,22个字的发展目标和方针。就是建设一个以纺织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发挥有色金属铝这个丰富资源的优势,发挥机械工业基础较好这个优势;使郑州市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研究中心;遵从并参照中央对北京市提出的要求,把郑州建设成为繁荣富裕,安定文明,清洁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对市委提出的意见,省委领导同志十分重视。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省委书记李庆伟、于一川等都发表了重要意见,同意市委提出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针,并提出10条措施支持郑州的改革和发展。比如市委提出要求把国棉一、二厂退给市里,与13个小厂搞联合,把商业二级批发站划归郑州市、肉联厂交给市里等问题,都是在这次会上当场拍板解决的。
    省委的支持,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促进。6月20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和段书记对郑州市工作的要求,讨论市委提出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针。与会人员群情振奋,积极拥护市委提出的发展规划和“22”字建设方针,于是,我在会议结束时说:“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目标,大家就要同心协力地去干。总的目标有了,咱们就行动起来,要有信心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把郑州市的各项事业搞好。”
从制定国民经济调整规划到郑州市发展目标和方针的确定,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郑州发展道路的探索。
    当时的规划,虽然有从多方面加强财贸工作,搞活流通渠道的内容,但没有强调郑州处于全国性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把发展商贸提到战略高度,在流通领域进行创造性的大力突破的设想,这反映了那个时代我们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市场经济缺乏认识,在发展经济方面认知的局限性。
    (三)平反冤假错案,增进安定团结
    1980年1月,省委四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胜利结束“揭、批、查”,集中精力搞四化。对于揭批查和拨乱反正的一些遗留问题,省委要求在搞四化的过程中,纳入日常工作尽快抓紧解决。市委认真贯彻省委的指示精神,采取有效措施,抓紧解决揭批查和拨乱反正的各种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全市人民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
    1.彻底平反冤案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肆推行极左路线,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郑州市的冤假错案涉及2.6万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郑州市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我来郑州之前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1980年初,郑州市“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99.6%,还有0.4%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的疑难案件。市委提出要知难而进,充分走群众路线,把每一个案情调查清楚,尽快给予解决。对于应该平反的案件,即使困难再多,阻力再大,也要坚决给予平反。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市委立即学习贯彻,我即建议有关部门把刘少奇同志两次来郑州视察工作所到过的郑纺机、国棉四厂、第二砂轮厂、省建五公司和二七区等单位确定为重点复查单位,弄清了全市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753人,其中干部354人,工人61人,农民298人,学生28人,其他12人,于1980年底全部平反昭雪。同时我们还对1959年“反右倾”、60年代“四清运动”的错案进行复查,做出处理。1980年11月,我们在全市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复查验收工作。据反映,全市平反冤假错案做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单位约占85%,仍有一些人的问题因种种原因未得到彻底解决。据统计,“文革”的案件中,还有58人没有平反,已经平反的也还有10%左右不彻底,仍有202人的27万多元工资没有补发,在“四清”的错案中,也还有一部分没有彻底复查解决。这说明,“左”的影响和阻力依然很难消除,为此,我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专门进行研究,要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到1982年末,全市基本完成了平反冤假错案任务。
    2.全面落实党的各项人事政策。第一、落实归侨、侨眷、港澳眷属政策,为他们平反冤假错案23起,妥善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第二、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解放后因追究历史问题被判刑的27人进行了复查,对属于错判的16人进行了纠正。按照政策安置了36名投诚人员的工作。对投诚起义有较大贡献的人员,有的被推荐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常委,有的被推荐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在政治上作了安排。第三、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我市原工商业者共计2003人,经过复查区别出去1705人。对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工商业者全部平反。第四、改正错划右派。1957年在郑州市划定右派2052名,1962年摘帽263名,余1789名。到1980年共改正错划右派1783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并作了重新安排。第五、大张旗鼓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市委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积极地开展工作。1982年6月,我市对4884名高中级知识分子,2913名相当于助理工程师的知识分子和748名中小学骨干教师落实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结果表明:全市已有99.3%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399人入了党,1800多人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为4000多名中级以上知识分子晋升和套改了技术职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提了工资。对2300多人的住房进行了调整,378人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投入了四化建设。
    3.正确对待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斗争错综复杂,尤其是在河南牵涉到的人很多,干部犯错误的面比较大。郑州市也存在这个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文件精神,市委进行了多次研究。我在几次讲话中提出:第一、要明确指导思想,指出要搞四化这个伟大事业,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待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要服从集中力量搞四化这个大局。第二、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考虑到“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的同志在这个历史条件下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事实已经查清,本人认识了错误,那就要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妥善安排。第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热情帮助,不要冷若冰霜,不能用“左”的眼光,“左”的办法对待他们。第四、对于虽然犯了错误,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能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上有贡献的同志,就要一视同仁,该奖励的奖励,该使用的使用。如果他不改,那是另外一回事。在对待干部之间的关系上,要体现我们共产党人的气魄和原则精神,要建设一个同心同德、团结干“四化”的干部队伍。按照市委的要求和部署,各单位妥善处理犯错误干部的问题,抓紧给予解脱和分配工作,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重新焕发出工作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启发我们认识到,郑州冤假错案多,平反任务大,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恶果。历年来河南抓“阶级斗争”是比较突出的,如此惨痛的教训,必须深刻记取,作为反面教材,引以为鉴。
    (四)调整经济、进行体制改革
    1.全面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在我来郑州工作之前,郑州市就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经济进行调整,那时制定的调整方案是:优先发展轻纺工业,其次是加强燃料、动力、建材、交通运输等薄弱环节。把工业内部的短线搞上去,以协调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同时在农业、财贸、科技、文教、城建和人民生活等方面,也都做了统筹规划,进行调整。
    我初到郑州时经济调整工作正在积极推行中,虽然已经取得成果,但困难仍然很多。当时重工业、制造业普遍不景气,产品积压,中原路边临时建了一些简易房,专门堆放各单位积压的产品。普遍流行的一句话是“找米下锅”。我参加了市经委主办的“找米下锅”经验交流会,就是一些中小厂讲述到处奔走、找用户、要订单的活动情况和办法。
    那时,郑州的纺织工业优势明显,几个大纱厂和印染厂都产销两旺,卷烟、手表等轻工产品也较好。卷烟在全国畅销,手表质量还好,价格便宜,销的很快。还可以拿到云南换取郑州卷烟厂所需要的品种烟丝。另外有些虽属于重工业产品,但销路好,如八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很受欢迎,成为当时的知名品牌“红八匹”。还有刚建起的简陋的汽车厂,靠手工拼造汽车,产量不多,销的很快。从商贸市场看,衣服和面料基本没有积压,日常生活用品和熟食制品都是短线,种类和数量都很不足,市场上货品很单调。
    我到一些工厂了解情况,看到各单位负责人都很认真。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严格按既定计划组织生产,不管产品有无销路,一定要完成任务,每年到第三季度以后,一定要突击,加班加点,努力完成产值定额。虽然产品积压堆集,还照样继续生产。
我作为市革委会主任,等于书记兼市长,每天收阅市经委送来的调度表,市经委工作忙得很,日夜有人值班,进行调度,以保证生产运行,对产品积压问题也很发愁。
    以上种种现象,促使我认识到要调整好国民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考虑工业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的协调,当然很重要;但同时必须看到市场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扬长避短。
但那时我没有认识到,很多不协调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1980年郑州市协调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取得了初步成效。在任务不足,能源节约10%的情况下,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9%,其中轻纺工业增长14%。农业方面战胜自然灾害,粮食获得好收成,棉花创历史最好水平,蔬菜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林牧副渔也有较大发展。全部农业生产总量值达到12.7亿元,比1979年增长12.5%。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7.4亿元,比1979年增长17.7%,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财政收入超额2.3%完成了计划。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城乡储蓄存款比上年增长35.4%,城乡职工实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春节期间,仅点心就销售379万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好成绩。
    1981年2月,市委再次召开调整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和省委提出的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提出了我市继续调整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总的要求是:基建要压缩,生产要发展,开支要节省,收入要增加,物价要稳定,市场要搞活。
    市委工作会议后,全市经济调整进入高潮。一是面向市场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要求商业、供销、外贸、物资、财政、金融各部门,按照“六个优先”的原则,在原材料调拨、供应、发运,产品的收购、销售、资金、贷款的择优等方面大力支持消费品生产,以满足市场需要,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大力发展轻纺工业,迅速把纺织轻工、医药、电子、食品搞上去。三是大力发展建材工业,抓好重工业调整,使重工业真正转上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的轨道。四是压缩基建规模,加强城市建设。
    到1982年底,全市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整个经济开始走上了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工业生产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了均衡生产。当年工业总产值完成34.2亿元,比上年增长2.19%。消费品生产有了新的发展,质量有所提高,花色品种增加。重工业在调整中改变服务方向,生产有所回升。农业生产继续取得好收成,农业总产值完成3.5亿元。比上年增加5.9%以上,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上年增长39%,职工住宅建设投资比上年增加21.5%。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加快了步伐。
    2.积极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我市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在工交、商业、财政、外贸等领域进行了初步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放权,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就指明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目标和原则。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限制,减少一点行政的干预,使企业能有点自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市91个国营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1981年6月,又在全市工交和商业的试点中推行经济责任制,把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结合起来,解决企业和职工“吃大锅饭”的问题。到1982年,全市绝大部分国有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相适应,在企业领导制度方面普遍推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在少数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由于企业责权利相结合,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我市也率先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特别是在城市商业领域,我们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在1978年前,郑州市的商业基本由国有商业一统天下,全市只有一座大商场。商店经营死板,设施落后,居民购物不方便,批发零售严重滞后于生产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为了搞活流通渠道,我们对商品流通体制进行了“一少、三多”的改革,即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的品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开辟多条渠道,建立城乡相互开放的流通体制,在减环节、调流向、多渠道组织商品流通方面取得了成效。市商业部门主动与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挂钩,实行联合经营,开展展销、经销、代销业务,积极扩大货源,增加花色品种。在市区新增集贸市场五处,城乡集市贸易十分活跃。
    在搞活原国有商业的主渠道外,市委、市政府还提出大力发展集体商业、饮食业和修理业务,适当发展个体商业。对于发展个体商业,“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作为“资本主义”来批。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人们的许多观念一时还转不过来,但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发展个体商业确实是国有商业的重要补充,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我提出应大力发展个体商业。1980年6月18日,我专门去看了一个母女店和一个夫妻店,次日新华社在全国作了报道,曾引起不小的反响。所看的母女店、夫妻店经营得非常好。国营店早上八点钟开门,她们是五、六点就开门;别的商店下午六点、六点半就关门了。她们到九点、十点还卖东西。他们的营业额相当国有基层店的3倍。我在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上讲:像这样的个体户商店为什么不表扬呢?应该大加表扬,应该给予奖励。到1980年底,我市集体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发展到2589户,集体商业营业额1.2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4.27%,个体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当年,我市批准开业的个体商业、饮食业有901户,营业额72万元。
    商业系统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商业内部体制的改革。就是扩大自主权和实行经营责任制。为了增加商业企业内部的活力,1980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时,对商业系统下放了决策、计划、财务、干部任免、用工、职工奖罚、价格调整7项权利,商业企业开始活起来。随后,1982年又在商业系统推行了经营责任制,对96个经营百货、纺织、五交化工、土产、食品等商品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分别采取利润包干、超额分成,或超额留成的承包形式;对78个饮食、服务、食品、果品、土产门市部,实行定额上交,利润留成,盈亏自理的承包形式。这些改革措施,有力地冲击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给企业增加了动力和活力,提高了经济效益。如花园路饭店预春楼门市部,集体承包后,营业额比承包前增长了4倍多。
    与此同时,郑州市的对外开放也有了新的进展。进一步调整了出口产品结构,扩大了轻纺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力组织各类工业产品、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的出口,不断扩大对外经济贸易,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同时,还进一步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早在1980年,我市就率先与日本浦和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和业务往来,促进了郑州市对外开放。
    我记忆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拟采取雇用合同工的方式。增加几个纺纱车间,这是市委分工管工业的书记张质彬提出的,他说这个办法对于纺织生产的发展肯定很有效。大家都赞同。可劳动局却说上级劳动部门不批准。因为这是违反当时的劳动制度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关系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困难很多。
    3.深化农村体制改革。1983年之前,郑州市郊区和荥阳县农业人口100万。在长达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管理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严重地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贫困。1978年,郑州市郊区农村社员平均年收入仅有84.59元。就这个数字也是有水分的。
    我曾到过姚桥大队,问了两个生产队的情况。一个队比较好一点,每人分了400斤粮食,集体没有什么收入,一个队每人分了360斤粮食,集体也没有什么收入,社员靠偷偷做些买卖、养鸡、养猪,略微增加一些收入,生活普遍贫困。当时社队干部对实行联产责任制也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个每人分了400斤粮食的生产队长对搞生产责任制很想不通。他说你公社强迫我办,我就办。不强迫,我不办。我不实行这个责任制。但广大群众是要求实行包产的,花园口一个农民告诉我,过去队长催社员上工,上了工也是磨洋工。现在实行联产,一天三晌自己安排,一早一晚凉快的时候就把农活干好了,天热的时间干点别的副业活,粮食产量超过包产数字的1/3。
    我记得荥阳县县委书记告诉我汜水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地,种庄稼用不了多少劳动力,村子紧靠交通大道,可又不准农民做生意;农民除种地外,没有其它收入,很穷苦。每到春节时,就有四大困难户,找支部书记诉苦,大吵大闹,给支部书记家里贴黄对联,咒骂他。后来实行包产到户,农民除了种庄稼外,有的卖烧鸡,有的干铁匠活,做各种小买卖,收入大大增加。过年时农民给支部书记报丰年之喜,还请他喝酒。我听县委书记讲过之后,专门到汜水大队支书家亲自去看过。
    我在荥阳县委召开的全县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参加的大会上讲话,再次说明包产到户不是资本主义的单干,是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一种方法。我说:“干农活不必要村里队长带着干,农村老百姓都会种庄稼,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生产队长”,当时会场上响起一阵阵掌声和笑声。
    1981年2月,我提议市委召开专门会议,集中研究农村改革问题,会议明确提出要下大力气抓好落实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是社队的领导要反复领会中央[1980]75号文件精神,不要心有余悸,要大胆推行联产责任制。第二、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制,必须有领导,不能撒手不管。必须保护并处理好农业机械和树木等集体财产,防止破坏。第三、要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意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为此,郑州保留了诸如小李庄、白庄、下坡杨那样一些集体经济发展搞得比较好的典型村庄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第四、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荥阳县还广泛开展了争创“十星级”农户活动。
    随着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把郑州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推向了新高潮,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实行大包干,出现了“小段包干靠不住,联产到劳稳不住,大包干挡不住”的局面。市委、市政府尊重农民的选择,因势利导,不断总结完善,在全市农村很快建立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五)发掘人才,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极需人才。1980年初我听市委宣传部长说:有一名干部名叫康群,曾是优秀大学生,50年初被选送到苏联学习,不料遭到诬陷,被送回国。在市委宣传部做一般工作,但他从来不泄气,无怨言,工作很努力,时刻不忘学习,写文章诗词都有较高水平。我听后很快就到康群家去看望,他正在小煤炉边做饭、看书,我听他谈话后,觉得这样的人才决不能埋没。当时正在商议郑州晚报复刊,当即经大家同意,决定由康群任郑州晚报社的社长兼主编。事实证明他能胜任,而且做的很好。
    起初我只是做为个别事件发掘人才,还没有全面的有计划的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设想。1980年5月省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要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示,以及中央组织部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的要求,研究在河南如何执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起初我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认为粉碎“四人帮”之后,干部都是经过考查定下来的,时间还不够长,是不是晚一点再调整比较好。现在准备得还不足,能否一下子提拔那么多中青年干部上来呢?其他地、市有些同志也有这些想法。段君毅书记当场就指出,你们的思想不解放,工作方法还是手工业的,要发动群众嘛!发动群众,大家推荐,年青人有,内行有,思想好、品德好的年青人有,而且在郑州应该肯定不仅不少,而且还比较多。段书记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特别是反复学习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后,进一步认识到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分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1980年6月中旬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培养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工作。这次会后,各级党委都把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很快取得了成效。第一、召开会议,层层动员,反复宣传,大造声势。第二、明确选拔标准,要求破除一切与干部“四化”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框框,坚决把那些政治思想路线端正、有文化科学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年富力强、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干部,破格地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第三、充分走群众路线,采取群众推荐和组织考核相结合的方法。第四、我专门请市科委主任举荐文化水平高的,又富有科学知识的优秀人才,给市委送上名单。第五、各单位第一把手亲自动手,带头做好考察工作。我直接听取市直9条战线和7个县区的汇报,并深入到16个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找中青年干部谈话,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郑州现代化建设问题的见解,考察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第六、在组织部门综合分析考察结果、提出推荐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市委常委会的集体讨论研究,确定培养和选拔对象。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人们赞扬这种办法是广开门路的“优选法”。
    我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选出了196名中青年优秀干部对象。其中45岁以下的占86%,大中专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0%。市委很快把这批中青年干部提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我市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省委的肯定和表扬。1981年7月6日,《人民日报》曾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了郑州市委发动群众荐贤举能、选拔中青年干部充实领导班子的经验。通过培养和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全市各级领导班子的结构和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增强了活力,提高了战斗力,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为省、中央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六)恢复和振兴文化教育科技事业
    先是《郑州晚报》尽快复刊,后来又恢复了《百花园》文艺期刊。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经常邀请市领导干部参加文化艺术界的各种活动。还邀请首都和其它省市地方的著名学者,文化艺术界人士来郑州讲学,开展学术交流。被文革摧残多年的文坛又活跃起来,大家欢欣鼓舞,焕发出极大的活力,争先恐后,努力攀登新高峰。
    市科委主任陆根仁同志工作非常主动极积,用各种方法在干部和群众中推广科学技术知识,大力引进农、林、果等各方面的新品种。
    民主人士有名的教育家王洪延,倡议郑州市办一所民办大学,大家一致同意,很快办成了中州大学。
    (七)美化市容,狠抓城建
    城市工作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各项具体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
    记得1952年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时,郑州市建设规划受到人们称赞,街道布局整齐有序,绿树成阴。但那毕竟是建设的初期,随着工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人口的极速增加,到80年代初,原来的城市建设就很不适应了。一是环境差,市内76条道路是土路,下雨满街泥,刮风漫天沙。横贯市区的金水、熊耳两条河水质不好,污染严重。二是城市供水不足,管网不配套,每逢夏季,群众生活用水问题相当突出。三是排水不畅,一遇暴雨积水成河,行人车辆难以通行。还使有的人家中房内灌水。我曾冒着大雨趟着过膝的泥水到经七路北段和政六街检查下水情况。看到街上的“趵突泉”,我与城建局长开玩笑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水要整治不了,我们都回家抱孙子算了。”四是工业污染严重,市内烟囱林立,黑烟滚滚。五是路灯少,公共厕所少,公共绿地面积小。对这种城市环境,群众反映强烈。
    1980年6月,市委提出要改变郑州的环境,全市必须形成合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是要把认真解决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全市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大城市建设的投资规模。二是制定具体详尽的市区建设计划和实施方案,于1980年12月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原则批准,此后又进行了修订。总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为省会,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依靠群众,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推广了二七区和管城区北下街管理的经验,制定各项管理制度,使城市管理群众化、制度化、经常化。三是整修道路、整顿交通、改善群众生活方面的市政建设。新建了颖河路、中原路、建设路等数十条道路,并铺设了下水管道,市内公共交通有所改进,增加和更新了一些车辆。1982年开始统筹建房,规划了占地面积20公顷的汝河路小区,同时启动旧房改造工程式。那时市液化气厂一期工程已列入市政建设计划,并开始进行煤气气源贮藏罐厂的堪测、设计和投建工作。四是把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同改善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狠抓环境的净化、绿化、美化,我曾和市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环卫队慰问环卫工人,对他们的辛勤劳动给予鼓励,并表示感谢。我在市人大提出为落实建设,清洁、优美的现代化郑州的22字方针,我们应该多种一些树木花草,开辟一些供市民休闲的广场。当时的副市长兼计委主任范连贵很快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于是全市干部、职工,一起动手,省直机关、干部、职工也抽时间参加这项劳动,形成美化净化城市的高潮。很快拆掉了中原路、政六街、火车站广场等地简陋的临时建筑和其它违章建筑,几天之内整治绿化21条道路,新建花坛花带300处,新栽各种树木,花株1000多万棵,对原有公园也进一步整修、美化。
    这样的城市美化建设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共识,也是常识,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在那个年代的郑州,却引起不少非议,说是“资本主义行为”,“没事找事”。有人写信给国务院告市委书记“栽花种草、不务正业”。
    事实证明,凡属正确的、美好的事情,终归是被大家公认的。称赞的舆论不久就普遍兴起了,省内其它地市,有的专门来参观考查。
    1981年4月,市政府正式命名成立“黄河游览区”, 这里邙山提灌站首任书记王仁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精心策划,富有创意地兴建黄河母亲像,筹建黄河碑林,在历史有名的楚汉相争的鸿沟,布置了战马雕塑,在不同的山头建立若干个楼台,大力植树造林。省市领导机关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都支持黄河游览区的建设。经过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持续开展,昔日荒山秃岭、满目凄凉的邙山头,变成了树木成林,鸟语花香、百花争艳、亭阁翼然的美丽景区。
    城市建设用力最大的是供水问题。
    1980前后,新建成第二水厂、尖岗水库蓄水工程,石佛和花园口沉沙池,完成了柿园水厂改造。特别是为邙山提灌站挖了引水渠。1981年,大旱不雨,黄河失去了往日的奔腾,只有28个流量,还偏向北岸边,流不到邙山提灌站,成为直接影响到全市工业生产用水和80万军民生活用水的重大问题。市委请示省委会后,立即组织省、市党政机关干部和职工,到黄河滩挖渠,为邙山提灌站引水。每天都有数万军民冒着烈日酷暑,奋战在黄河滩上。我和范连贵等几位市领导同志也参加挖河劳动。看到当时浩浩荡荡的挖河大军,镐起锨落,汗水如雨,大战黄河的场景,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振奋不己,情不自禁写下一首《战黄河》词:
    烈日炽,晴空碧,酷旱万里。涛声息,黄河一缕细。邙山脚下龟裂地。浅流如带,偏又北移去。
牵黄龙,集众力,一声令下,军民奋起,老少争先去,黄河滩上鏖战急。哪怕它“牛皮肚”颤颤悠悠,悠悠颤颤;哪怕它“芝麻酱”泥合水,水合泥,混成一体;哪怕它杂草拌胶泥;铁锨如飞,小车如梭,挥汗如雨,胜顽敌。休憩处,引吭高歌,高昂志气。
莫轻看,战黄河一角工地,正是革命气魄好党风,多年培育;
正是华夏精神民族魂,浩然正气;
正是新长征,心意盛,步伐齐,振兴中华,指日可期。

    广大干部群众在战黄河工地上所表现出的知难而进,团结奋进、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新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成了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从今天郑州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坚持不懈地奋斗精神,在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天地转,光阴迫,日月如梭,三十年很快过去了。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实践,看到今天郑州市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全省全国蓬勃兴旺的新面貌,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三十年的进步,靠改革开放;今天的成就,靠改革开放,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段德文、陈书光、任征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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