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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2020-09-11 10:34 来源: 未知 人气:

 

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周 锟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不朽经典: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映,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文稿的修改,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2.发扬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先后两次谈话,明确了讲话稿的写法和内容,确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者,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文稿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讲话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讲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等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和政策。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讨论问题,邓小平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也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于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有人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讲话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关键环节: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于是,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宣布三项议程之后,接着代表政治局宣布:“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主题。

代表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迅速突破了原定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提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出六大问题,都涉及到重新评定“文革”中、“文革”前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某些重大历史问题。这篇发言实际上是要纠正“左”倾错误,因而当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为之一振。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萧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与会同志,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从这天起,大家敞开思想,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提出了尽快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建议。会议开得空前热烈,生动活泼。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时,邓小平并不在国内。11月5日,他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3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东北组发出六发“响炮”的同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与李光耀总理会谈。邓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就马上成为了会内会外的主角。

1 1月2 5日下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的汇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他还谈到:“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 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谈话中切中时政,提出很多重要观点,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在告知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11月2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邓小平会见了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日本时事社当天以题为《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达东京,日本共同社于26日晚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西方四大通讯社先后于当天北京时间19点以后据共同社消息作了转播。

27日晚7时到11时半,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26日同佐佐木良作谈话的19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邓小平表态:“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华国锋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那个谈话

可以传达。”于是,常委听汇报会上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要点,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也在28日印发给会议出席者。这样,邓小平外事谈话的精神迅速在会内发挥作用。

就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外事谈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在历史转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这次会议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并围绕这个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实行改革开放,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使三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不朽经典: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映,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文稿的修改,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2.发扬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先后两次谈话,明确了讲话稿的写法和内容,确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者,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文稿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讲话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讲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等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和政策。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讨论问题,邓小平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也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于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有人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讲话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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